文艺批评 | 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三个维度——以美国新批评派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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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新批评派从1930年代起风靡全美大学校园，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在1930年代的美国营造出了一个“红色十年”，继而绵延不绝，其主导力量首推纽约学派。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以其追求综合均衡的方法论，与美国新批评派的执于形式之一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纽约学派认为，文学既要保持现代主义作品的精致大胆，又要融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社会分析，二者通过对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积极理解紧紧地结合为一体。纽约学派的思考重心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走向成熟，以及不遗余力地拓展文学批评的文化视角。纽约学派构建了战后早期美国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批评模式，并使这种文化价值能够服务于新的美国文学的建设。

本文原刊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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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冯巍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三个维度

——以美国新批评派为参照

美国新批评派从1930年代起风靡全美大学校园，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在1930年代的美国营造出了一个“红色十年”，继而绵延不绝，其主导力量首推纽约学派[1]。纽约学派的态度不乏实用主义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剂猛药，用来医治当时病已垂危的美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化”[2]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纽约学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学术立场。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批评派盛衰同时，其代表人物之间既有交往又有交锋，学术观点的相互对立与借鉴颇为耐人寻味。

特里林                              《诚与真》

尽管纽约学派的激进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缺乏政治运动的根基，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纽约学派对“政治”的界定有关。费德勒(Leslie A. Fiedler)指出，纽约批评家眼中的政治仍然是欧洲意义上的政治。“那种古老的政治热情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存在着：深信艺术扎根于社会——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那个社会——并且必须从那些根源出发来加以探讨；深信难以消除的世俗主义远比一度支撑它的那些革命信念存在得长久。”[3]与这样的政治维度相交融，纽约批评家所拥有的历史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也就共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批评视域。如果说纽约批评家是政治的，则表现为他们及时响应历史的变化，具有宏大的文化视野，把历史中的文化变迁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广阔背景。

就文化建构而言，文化中应该包含着严格划分出来的政治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政治内容不会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相隔绝，而是必须融入完整的个性创造当中；[4]就文学批评而言，政治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维度，也必须纳入整个文化价值的评判体系之中。因此，纽约学派对于激进主义的真正贡献，并不是关于政治思想的，而是关于文化思想的。拉夫(Philip Rahv)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惟一权利，就是文化的精神捍卫者，“文化是他们惟一的不动产。他们守护着文化价值，既是养育者又是开拓者。”[5]无论是1930、1940年代的守望欧洲文化，还是1950年代的重整美国文化，进而凸显犹太文化，纽约学派的思考重心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走向成熟，以及不遗余力地拓展文学批评的文化视角。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建构，就是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极有创见的理论贡献。文化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通常不会接受纯粹的外部批评的介入，然而，一种文化内部的反思却常常成为文化自我更新的强大推动力。面对着欧洲文化传统的熏染，以及美国文化传统的重寻，纽约学派必须找到具备自己独立个性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定位。特里林对于个体与文化的关系所持有的辩证态度，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他提出，个体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必然受到该文化的制约；同时，个体与它所从中产生的文化又是相对立的，它与文化展开抗争且有可能超越特定文化的控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还是犹太身份、心理分析的探讨，它们本身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都是特里林追寻文化身份如何建构的思维路径，而不是他理论思考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阿诺德和弗洛伊德也具体提出了关于自我界定的有益模式，但特里林独出机杼地以“失重”(weightlessness)来形容知识分子的文化处境。[6]纽约批评家正是由于处在这种失重的状态之下，才会摇摆在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边缘，才会产生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疏离感，才会追求具有综合平衡的特质的成熟的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

一

为了追求美国文化的独立和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曾对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人的文化意识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发端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运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功不可没。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1927）一书被奉为美国学的开山之作，1940-1960年代正值这一运动的发展鼎盛期。吉恩·怀斯指出美国学运动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以下方面，即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精神”；“新世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但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于美国思想家的论著之中；美国精神是美国历史的永恒主题；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他还明确赞同，文学批评家对这一思想史理论的接受就是出于“对形式主义的反抗”。[7]纽约学派选择跻身于这一洪流之中，其文学批评凸显历史意识也就是必然的逻辑。

帕灵顿：《美国思想史》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优势，如对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的敏感，纽约批评家才能与其他美国先锋派的拥护者，尤其是美国新批评派，区别开来。[8]纽约学派强调历史的连贯发展，坚信存在着一代无与伦比的现代文学大师，并且与美国批评界的其他学派相比，将这些作品放置到了更重大、更紧要、更有价值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不仅看到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保持了长久的表亲关系，也看到美国文学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对欧洲文学发挥影响，踏上了通往欧洲的文化之旅。卡津(Alfred Kazin)曾骄傲地宣称，“薛特尼·史密斯之类的欧洲人，再也不能如是发问了，‘谁要读美国作品呢？’在一九三三年以后，谁还可以不读一点美国作品呢？”[9]纽约批评家帮助完成了欧洲文化美国化的进程，但最终目的却在于推动美国文化的独立自主和欧洲化即世界化进程，揭示并论证美国精神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专章阐述了对于文学史的看法，从形式主义批评的立场出发，突出了文学史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史必须是关于这种艺术的历史，即“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他们强调文学不是人类社会、政治或智识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主张一个文学时期应该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文学史就是这个价值系统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的历史。因此，关于“作为模式规定着具体作品的写作”的文学类型的历史，才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美国新批评派所强调的传统，也就是这一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家的独创性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利用先前的艺术家的成就，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于是，文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尽管他们承认文学传统的变革既有文学既定规范枯荣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智识和其他的文化变化的外在原因，但还是坚持“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10]这样，美国新批评派终究还是把历史逐出了自己的文学视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不论韦勒克如何辩称新批评也有历史意识，至少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并没有证明这一点。美国新批评派只孤立地研究单个文学作品，只留意文本形式，悬置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作品群体、文学史、社会历史的关系，并且正是以这一批评姿态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和学院教育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批评派恰恰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没有意向性目的性的‘单纯具体的感性事物’。”[11]维姆萨特、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1946）和《感受谬见》（1948），更是从理论上将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推向极端。他们反对这两种文学批评中的“心理学谬见”，恰恰表明他们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两端拒斥文学的意向性、目的性，切断了文学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活动的联系，使文学文本成为一切文学活动（包括文学批评）的绝对中心。

兰色姆：《新批评》

兰色姆在《新批评》（1941）中对瑞恰慈、燕卜逊、艾略特和温特斯的共同指责就是心理主义，尤其批评瑞恰慈是“心理主义者”。维姆萨特在《具体普遍性》（1947）一文中甚至为新批评的客观主义设置出一种“公共心理”，以区别于作者心理和读者心理的私人范畴。韦勒克所强调的“内部研究”，也是凸显对文学的“本体”即文学作品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进行审美的分析，反对进行心理学研究和接受美学研究。正如保罗·德曼所言，“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批评派自始至终未能克服其反历史的偏见。”[12]特里林1946年曾经感叹，“由于德莱塞和詹姆斯的并置，我们马上来到了一个昏暗而血染的十字路口，文学和政治在那里狭路相逢。没有人愉快地走向那里，但现在这全然不是一个人是否要走向那里的自由选择。”[13]这种情形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站在十字路口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美国新批评派借着“文本细读”避开了必然的历史抉择，堂而皇之地没有走向这个十字路口。

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批评派之间的争论，直接与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相关联。“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这是所有的形式主义包括结构主义的一致的立场。”[14]美国新批评派之所以获得广泛响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关于诗歌创造了一片摆脱和超越历史的空间的观点，反映了“从历史中退出”这一在当时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愿望。[15]美国新批评派重视分析简短精炼、具有反讽意识的抒情诗，而排斥散漫的、叙事的、不事雕饰的、激情的、观点明确的文学类型，即排斥了人类的文学经验的广阔领域。新批评从方法论上就反对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时使用传记性的或者历史性的材料，以避免“文学以外的”因素掺杂到他们所谓的不带偏见的艺术结论中去。皮尔斯在《历史主义东山再起》（1958）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新批评派分享了“我们文化的病症之一——害怕历史”。[16]

特里林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新批评派，认为他们完全遗忘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尽管美国新批评派自己也被卷进了历史之中，也做出了种种历史判断与评价，然而，他们却把“历史感弄成同他们的美学观格格不入了”。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竭力把历史的大门紧紧关上，甚至不仅忽略历史，还倡导艺术要从历史的魔爪中解放出来。[17]纽约学派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批评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必须要介入历史。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坚持纽约批评家都是实践批评家，“在对于作家、运动、思潮和当时文学问题的考察中，最好的实践批评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社会意识，以及独特的体验和风格。”[18]卡津明确提出，“好的文学批评应当具有积极的历史感，即总结出时代精神并鼓励人们超越自己的时代，从更宽的视角来看问题，以便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未来”，“不仅看到人类的历史，而且重视人在其中的奋斗。”[19]激进主义并不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抛弃过去，而是应该以一种赞赏的姿态面对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历史，吸收过去的精髓，确保文学的品质。

二

文学既然描写社会和人生，就会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的伦理批评作为对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伦理关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不论是遭遇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还是接受人文主义和犹太思想的浸染，纽约学派从文化视角进入的文学批评，实质上就是伦理批评。美国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却既抹掉了文学的历史向度，也抹掉了文学的伦理向度。文学与伦理的割裂，意味着新批评回避和取消了伦理道德判断，如同其对历史的忽略一样，再度排除了文学与外在因素之间的联系。这在均衡视文学为教化工具的绝对道德主义倾向的同时，走向了绝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批评派的同时并存，表明文学批评的“大历史”并不是历时性的从语言转向到伦理转向的逻辑序列，而是共时性的形式-语言取向和文化-伦理取向的各为主导。

纽约学派特别看重伦理批评的价值，关注文学的道德维度，关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种伦理批评主要建立在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的文本性之上，考察其间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的衔接，关注文学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和对人文精神的提升，关注文学批评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因而，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就既指向了历史，又指向了现实。伦理道德既与历史和现实密切相关，也有超越时代和社会形态的一面，即其主要规范不依个人或阶层的意愿为转移，比具体政治信念的存续更普遍、更长久。纽约批评家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实施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把文学的自我关怀升华为人生关怀，建构一种整体文化观指导人类精神生活，转变社会精神风貌，实现诗性生存和社会至善的理想秩序。他们追求从伦理视角阐释并理解种种文学现象，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探究文学所蕴涵的伦理道德因素带给人类进步的启示，但是，并没有简单地运用道德标准评判文学的价值，消解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陷于对伦理命题或文化思想的求证。他们借助作品提供的丰富材料，在肯定艺术性的前提下集中强调文学关于“人自身”的认识和社会教化功能，执着于对人的自由的信念和对民族的精神本质的求索，反对文学远离精神和灵魂，其中也包含了反对技术分析的层面。纽约学派对思想史理论和方法的认同，就不仅是由于文学的伦理批评必然要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和主体精神，也是由于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本身就包含着对价值观的评判。思想史研究本身就直接对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提出了挑战，明确宣布要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资料加以利用，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的序言一语中的：“（在本书中）我选择追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而不是狭隘的纯文学线索。”[20]

美国新批评派一味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悬置了其他文学批评维度，但是，审美价值却是与伦理价值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没有了审美价值，文学作品就流于道德训诫；离开了伦理价值，文学作品也就无所谓美与不美。即使是新批评所探求的形式美，也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时代氛围、文学潮流的变迁。新批评这种伦理价值的缺失，导致了它倾向于拘囿在纯学术和教学的圈子里，倾向于不介入社会人生，对推动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就存在着局限性。纽约学派却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应该高于审美价值，而且根本不存在独立的脱离伦理价值的纯美，因此，格外关注作家和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威尔逊就坚持认为，文学是来自现实的冲动，应该能够为公众解除困惑，提供道德关怀，发现人生的意义。文学的悖论就在于，“它被现实中的反常、冲突、混乱和痛苦激怒，它试图或以诗歌或以形而上学的形式将秩序强加在混乱之上，为冲突找到解决的方法，使痛楚能够忍受——给从我们指尖不断溜走的神秘经验加上永恒的人的思维的印记”，而文学批评“也必须坚定地抵抗这些苦难和忧愁，这些来自现实的不安的冲击”，力求达到一种宁静闲适的境界，既要指出文学作品如何解释这些冲击，又要弥补作家的欠缺之处——“没有来自现实的冲动，那么任何批评或诗歌或其他别的人类的工作都是站不住脚的。”[21]

卡津：《现代美国文艺思潮》

纽约学派强调文学批评也要有批评家的人生经验和主观情感的介入，如同文学作品一样具有丰富性和创造性。文学批评家只有对作家产生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真挚认同与深刻洞察，才能发现每一位作家的文学个性，才能引导公众把握文学的真谛，才能在文学批评中实现对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伦理关怀。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新批评的文章毫无个性，如出一辙地贫乏、枯燥和矫饰，消泯了文学作品的鲜活生命。针对当时美国批评界普遍迷恋新批评，拉夫也提出文学批评是“一种有关文学的文学形式”，它的生存取决于文学的议题及其基本经验。[22]卡津认为，“批评应当关注人的理想，关心人们追求的未来和注定的命运。只有把想象力和历史感——对已然发生、当下发生、理该发生的一切都融入到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之中，这样的批评才有意义。”[23]他反对新批评遁入诗歌的世外桃源且赋予文学批评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强调文学批评也是有个性的，而个性化其实就来自批评家个人的深切体会。一篇批评文章的价值并不只是由批评家的立场所决定。只要一个批评家全身心投入到一部作品中，从中产生自己的想法，他就可以持有任何一种在他看来合理的观点。卡津还强调，批评不是科学的而是文学的分支，批评也只能提供想象的事实，以内在的感觉做判断，依靠个人的品味和文化。因此，想象力才是批评家存在的理由。[24]卡津非常重视批评家的个人感悟，终生痴迷于“感悟美国”（the American sensibility）[25]，在文学作品中捕捉社会变革对美国人精神上的震撼，努力通过文学批评激发新的思想，塑造美国的“现代精神”。

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

三

对于具体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的态度往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以期更好地阐释文学。虽然各自文学批评的侧重点不同，但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批评派都认为形式不能脱离内容。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批评派，作为同一美国文化的继承人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有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也有思想上的沟通和共鸣。从文学批评层面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选择性、补充性的存在。

兰色姆（右）在《肯庸评论》

尽管美国新批评派巧妙地躲避历史，突出强调文学形式，但并非只求纯正的审美，也有其内在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追求。尤其是在早期，美国新批评派对社会和文化的基本问题很有兴趣，对宗教和历史也有敏锐的感觉。即使他们在批评实践中把这些问题置于“非审美的”即“非文学的”地位而不予以分析，也从未在理论层面上完全否定这些方面的存在价值。兰色姆不仅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撰稿，聘请拉夫和施华兹（Delmore Schwartz）在他那里任教，还邀请特里林担任《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编委会成员。他写给特里林的信中坦言：“我高度赞赏你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你的兴趣和我的兴趣并不是总能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但是它们的确是几乎相同的兴趣，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欣慰”，“我越来越觉得我与你的品味和判断变得一致了。”[26]韦勒克1958年在文体研讨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明确提出，文学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但诗人的世界与日常现实相关，文学批评因之不能逃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批评家必须超越单纯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层面，走向诗学。他还特别强调，文学分析开始之处，就是语言学分析终止之处；文学批评也不是文体学，文体学确实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价值研究，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结构、标准、功能等文学知识的系统追求。[27]

纽约学派坚持文学既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是只能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载体；文学既要有文化的地基，也要有审美的视角。他们恰恰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展开了与形式主义的对话。纽约批评家虽然明显现实主义地迷恋于美国生活的细节，追求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伦理分析和辩论色彩，但是，他们也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努力把新批评的美学模式纳入自己的历史模式。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由来和社会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文学没有真正的理解，而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看待文学的话，他很有可能误入歧途。首先，通常的事实是：高层次作品的主旨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点，而是对事物错综复杂的感知和洞察，所以它是暗示的、含蓄的，而不是清晰的、坦白的；如果读者没有从艺术的高度去把握它们，而仅去寻找那些简单的教义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困惑之中。”[28]威尔逊在这里批评了美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简单粗暴的教条，把文学作品当成了现实政治的传声筒的错误倾向。他主张文学的价值必须既要在其社会意义，也要在其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来做出判断；表达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依赖于技巧的革新和文体的独创性。作为艾伦·塔特、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的同代人，特里林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特里林就算在《党派评论》从事编辑工作时，也认为文学作品既是观念和价值观的核心，又是一个符号结构。当然，纽约批评家进行文学文本分析的目的，还是为揭示其所涉及时代的思想本质服务的。

纽约批评家把文学批评当成了一种评价方式。他们的狭义上的政治，最终只在其文化批评的实践中占据了一个有限的位置。正如《党派评论》的编者在1943年夏季刊所言：“我们不能同意让艺术和文学从属于政治趣味。”然而，纽约学派尽管由此在美国新批评派那里发现了共性的一面，却仍然不赞同其实际批评中只关注文学文本的严格检验的一面。拉夫、卡津和欧文·豪(Irving Howe)都曾批驳过这种美国式的形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新批评派坚持了一种出于理想主义的不平衡，即为了全神贯注于技术的惟一维度，被迫从意义退却——这就等于逃避了寻求统一的文学批评方法的责任。[29]它那种缜密复杂的文本分析，还是不免流于精心装扮的琐屑。针对新批评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执于一端，纽约学派潜移默化地灌输文学对社会思想的尊重，倡导文学作为一个统一体的观念，以纠正这种唯美主义的过度泛滥。这样，纽约学派把美学要求放在了次要位置，历史、社会和道德因素则居于更重要的位置。审美分析是基本的、必要的，但不够充分，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存在。由于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坚守的社会学、历史、道德规范、政治和美学维度，纽约学派构建了战后早期美国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批评模式。[30]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以其追求综合均衡的方法论，与美国新批评派的执于形式之一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文原刊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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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学派是指193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中期，一批活跃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纽约、聚集在美国现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党派评论》周围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详见拙文《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研究综述》，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 David Minter,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58.

[3] Leslie Fiedler, “‘Partisan Review’: Phoenix or Dodo?”i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Leslie Fiedler, Vol. II,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56/1971, pp.48-49.

[4] William Phillips [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in Partisan Review, 3 (1934), p.8.

[5] Philip Rahv, “Trials of the Mind,”in Partisan Review, 5 (1938), p.11.

[6] Mark Krupnick, Lionel Trilling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Criticism, Evanston: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

[7] Gene Wise, “Paradigm Dramas in American Studies: A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Movement,”in American Quarterly, 31 (1979), pp.306-307, 298.

[8] S. A. Longstaff, “The New York Family,”in Queen’s Quarterly, 4 (1976), pp.556-573.

[9] [美]A·卡静：《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冯亦代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第484页。

[10]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2-323、115页。

[11]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12] [美]保罗·德曼：《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向》，《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

[13] Lionel Trilling, “Reality in American,”in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11.

[14]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第77页。

[15]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911页。

[16] Roy Harvey Pearce, “Historicism Once More,”in Kenyon Review, 4 (1958), p.571.

[17]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第850页。

[18] William Phillips, “The Statement of Criticism: New Criticism to Structuralism,”in Partisan Review, 3 (1980), p.373.

[19] Alfred Kazi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Today,”in Contempor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2, p.497.

[20]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Vol. 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7, p.ix.

[21] Edmund Wilson, The Shores of Light: A Literary Chronicle of the 1920s and 1930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52, pp.271-272.

[22] Philip Rahv, “Cri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lternatives,”in The Myth and the Powerhouse,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66, p.72.

[23] Alfred Kazi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Today,”in Contempor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2, p.498.

[24] Alfred Kazin, “To be a Critic,”in Ted Solotaroff ed., Alfred Kazin’s America: Critical and Person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3, pp.508, 510.

[25] Ted Solotaroff ed., Alfred Kazin’s America: Critical and Person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3, p.xv.

[26] See Ransom to Trilling, 4 September, 1942; 10 May, 1945; 16 November, 1945, in Trilling Papers.

[27] René Wellek, “Closing Statement,”in Thomas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p.408-419.

[28] Edmund Wilson, “Marxism and Literature,”in The Triple Thinkers: Twelve Essays on Literary Subject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38/1977, p.205.

[29]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me Aspects of Literary Criticism,”in Science and Society, 1 (1937), p.213.

[30]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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